衣
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，把衣食住行的“衣”放在最前边，是很有道理的。每天清晨，我们都是先穿衣，后吃饭，这个顺序是不能颠倒的。衣和食又是不可分开的，缺衣少食和丰衣足食，往往是孪生姊妹，要好都好，要孬皆孬。
上世纪80年代以前，农村里很多人的情况是，衣难遮体，食难裹腹。既是许多工薪阶层的人，穿补巴衣裤也是常事。哥哥姐姐们的衣裤，留给弟弟妹妹们穿，也是常事。
当年，我外婆经常搜寻一些破旧衣裤、鞋袜，洗干净，缝补好，拿到附近农村人家去换蔬菜和水果。她因此交了许多农民朋友，以至于她老人家去世30年后，仍有她当年以这种方式所交的农民朋友和我们来往。
1969年，我因要代表学校到县上去参加一个会议，我母亲特意给我赶做了一身黄衣裤，这是我记忆中之一次穿新衣服，这时候，我已经12岁了。当时，穿上新衣服并不兴奋，反觉得很不自在，很不习惯。这种现象，一直延续到80年代中期。这之前，我每买了新衣服，都是让朋友先穿，穿得新气没了我再穿，甚至用新衣服去换旧衣服穿。这大概是一种病态心理，这种“恐新症”，是那个时代在我心灵中的烙印。直到现在，我虽然不拒绝穿新衣服了，但还是态度漠然。
衡量一个时代，或一个地方的生活水平，以及人的精神面貌，最直接的办法，是看女人身上的穿着。女人天生爱美，对衣饰有本能的渴求，有独特的爱好和审美。生活是否富足，精神是否愉快，首先体现在女人的穿着打扮上。俗话说，人靠衣装，马靠鞍装。往大处看，女人的穿着打扮，从整体上反映了一个时代、一个社会和一方地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程度。往小里说，以男人为主要劳力的农村，妇女的穿着打扮，还表明了他的丈夫的成功与失败。
以衣帽取人，是很势利的；但衣帽穿着所反映的深层问题，却值得我们思考。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，男士的中山服，女士的便服，是穿着的主调，虽非清一色，却也很单调。文革时期，全国山河一片红，全民身上皆着黄，黄色的军便服几成清一色。80年代以后，穿喇叭裤，留长头发，曾一度被作为异类，称为奇装异服而遭到非议。如今，已经没人对衣着说三道四了，突出了个人的好恶取舍。
衣服穿着深深地打着时代的烙印，反映着政治的、经济的、文化的种种背景，真叫人一言难尽！曾几何时，把穿着与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相联系，注重穿着打扮，是小资产阶级意识浓厚，而穿着破破烂烂，却是无产阶级的本色。这已经超出了以衣帽取人的势利观念了，对人的衣着打扮，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彩，已经到了蛮不讲理的地步！
有比较才能有鉴别。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可以充分展示自己的时代。人性化、个性化的穿着，逐渐上升为社会的主流时尚，政治的宽松，经济的繁荣，思想的解放，又一次反映在人们的穿着上，时代毕竟进步了——这无疑是人民的幸事。
食
民以食为天。上世纪70年代中期，在我插队的时候，一位农民因为盗窃了我们知青点的一袋仅有20公斤的面粉，就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。那时侯，党中央和各级党政组织，除了抓政治运动，主要的精力就是抓农业、抓粮食生产了。全国学习大寨经验的浪潮，一波高过一波，粮食亩产400斤叫“上纲要”，亩产500斤叫“跨黄河”，亩产500斤以上叫“过长江”。当时的中央文件和所有媒体上，都高喊“以粮为纲”，可见粮食是多么的重要！
然而，中国的国情往往是，全社会高喊什么，什么就最紧缺、最需要。从上世纪50年代末期，直到80年代初期，粮食是最紧缺、最需要的生活物资，在国计民生中，占到了之一而又之一的位置。
我在8岁以前，只有在过年的时候，才能吃到白面，我父亲是国家干部，全家也是城市户口，情况竟是如此，农民的生活简直不敢想象。我在1990年以后，也就是具有了16年工龄以后，才吃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白面（这之前的白面是连麸面）。现在和那时相比，简直是天壤之别。
1971年，学生学工学农学军，我们到农村去参观学习，生产队拿出粮食，让农家给我们做饭，由于我和另几个同学离吃饭的农家较远，到了那家吃的是黑面擀的长面条，香得无法形容。可先吃的同学说，他们吃的是白面擀的。我就想，黑面擀的都这么香，白面擀的那又该是多香呢？这个问题一直缠绕了我30多年，成了我的终身遗憾！
1972年，我在县城一中读高一。有个星期天，学校组织全校学生给大灶拣柴火，报酬是在大灶吃一顿免费餐，且不论数量。我们到距学校20多华里的山上，每人拣了力所能及的重量的柴火，并将柴火上缴以后，便发疯似地扑向大灶。平时每顿饭的定量是4两，我竟然吃了1斤2两酸菜面条。当我们就要离开大灶的时候，有同学说，管灶的和大师傅们吃的不是酸菜面条，而是油渣面条。我们不干，提出也要吃油渣面条。管灶的为了收拾我们这些调皮的，竟然说，谁再能吃8两以上就给谁。我们都异口同声地答应了。结果，我整整吃了2斤面条，不得不直着身子，在操场上连续走动了大半夜，才缓解了胃部胀满的痛苦。我很庆幸没有被撑死！
1974年，我已经插队了。凌晨3点钟，就被生产队长叫醒，到山上去种洋芋。20多里羊肠山路，天亮到达时，已是饥肠辘辘。队长宣布先吃早饭再上工，要煮洋芋吃，让每人报伙。我们见农民都报5斤，就也报5斤。现在，5斤洋芋让我吃5天，也不一定能吃完。可那时侯一顿就吃个精光，而且只管两个小时就又饿了。1976年，我到100多公里的山区农村，去看望一位农民朋友，他母亲端着碗，走了大半个村子，才借来半碗荞麦面。以至于我在吃用这半碗荞面和着酸菜做的饭时，心情难过得不能下咽。第二天，我下山去，在公社所在地的供销社，花2元1角钱和7斤粮票，买了7斤挂面送给农民朋友。他母亲用颤抖的双手接住挂面之后，老泪横流，说：“娃，我都70多岁了，别说吃挂面，就是连见都没见过啊！”
我们终于走出了那个时代！
小康社会离我们还有多远？小康之后就是大同。而当小康社会还没有全面实现的现在，就有人写文章，从理论上研究小康之后的大同了。实现小康社会，是数千年来中国人的梦想，直到今天，我们依然还在为之奋斗。还是只说小康，不说大同的好。小康的曙光已经在现，大同遥远而又遥远，那是终极目标，还是留给后人去想去做去实现吧。
住
衣、食、住，应该是同时解决的问题。丰衣足食之后，如何住得更好，就上升成了首要问题。在中国广大的农村，许多人都把盖新房作为终身目标，节衣缩食，日积月累，甚至借账拉债，全力而为。是的，安居才能乐业。
我小时侯的一个农民朋友，全家五口人住在一孔窑洞里。他父亲为了盖新房，用了半辈子时间，冒着被法办的风险，一根一根地从深山老林里去扛木头，终于积劳成疾，死于痨症。他继承父亲的意志，也用了半生的时间，才勉强盖起了三间瓦房，实现了父辈的夙愿。一个梦想，两代人，三间房，一部血泪奋斗史。
1958年，我父亲从部队转业，到黑龙江去开垦北大荒，两户人住三间草屋。1964年，我父亲支援大西北，来到甘肃陇南的一个林场，才单家独户地住上了三间旧房。1972年，我父亲调到一个地方修建水电厂，我们全家就住在两间非常简易的工棚里。1991年，我父亲已经离休12年，并且已是癌症晚期，在医院的病床上，单位的领导告诉他，单位在县城里修建了新房子，准备给他分一个大套。我父亲没有住上这个大套，他是带着喜悦的心情辞世的。父亲参加了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、西 *** 主改革、开垦北大荒、支援大西北等革命和建设时期，他一生没有住过新房。
是否小康，先看住房。住房条件的好坏，不能作为是否进入小康的标准，但它确实是一个是否摆脱穷困的标志。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，绝大多数民宅都已经旧貌换新颜了，但在我所工作的大西北，到处都散落着破旧的民房，与时代很不协调。
住房制度改革以后，无以数计的住宅楼拔地而起，但购房对普通的市民阶层和工薪阶层，仍然是一个沉重的话题。13亿民众，按每2人一间住房计，需要6.5亿间房子。这是一个不可想象的数字，需要多么巨大的空间，多么巨大的财力物力支持！
然而，就是在这样的国情下，依然有相当数量的款爷住别墅，有相当数量的官员，占有两套以上的住房！离开了 *** 行为，修建平民住宅，在中国只能是一个神话。国土资源不可再生，面积只缩不增，人口膨胀与生存空间的矛盾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，与房地产价格上涨速度之间的矛盾，将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，尖锐而突出。
好一个“住”字了得！房地产开发，是盛也百姓愁，衰也百姓愁。
行
衣食住行，缺一不可。农耕时代，绝大多数人不出远门，尤其是妇女，几乎足不出户。然而，在后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的今天，出门挣钱已是普遍现象。求学、求职、求财、求发展，都要出行。父母在，不远游，这个古训早已过时了。
行，也反映了与衣食住相对等的水准。款爷官员，坐飞机、睡软卧、乘上等船舱；普通人坐硬座、乘班车、挤船舱底；还有以步代车、爬货车的。拥有权钱的程度，决定了出行的方式，以及这种方式的舒适度。此类现象古已有之，并不奇怪。
1970年到1973年，我在县城上中学，因家离学校有40华里路，这四年当中，我每次往返都是步行，没有坐过一次车。1976年，我已经参加工作了，和一位同事出差，为了防止丢失出差的钱和粮票，就把钱和粮票分开带，我只装钱，同事只装粮票。回来的时候，由于错过了班车，只好求拉货的卡车司机捎脚。同事先坐一辆车走了，而我说好的这辆车的司机临时变卦，捎了别人，扔下我，因为没有粮票，成百的钱装在身上，竟然没法买饭吃。出公差依然如此，私事就更没有车坐了。
时代进步了。那时侯是人找车，现在是车找人。然而，车多了也有车多的烦恼。
人给车让路，还是车给人让道，一部《道路交通法》规定得明明白白，却硬是讨论不休。步行者相对于车行者，是弱势，理和法都保护弱势者，但在实践中却大相径庭。不说别的，单就过十字路口而言，十字路口的红灯，阻止了左右的直行车辆，你可以放心的理直气壮地过斑马线了，且慢，右转弯的车辆来了，一辆又一辆，还没等它们过完呢，绿灯又亮了，你就等着吧你，谁叫你穷，谁叫你买不起车呢！
我父亲的腿功极好，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和艰苦的建设环境中锻炼的。百十里路步行，对于他是家常便饭。上世纪70年代中期，他管理一个油库，司机在任何地方见着他，都要踩一脚刹车，想带上他，但他始终坚持步行，从不领情。这是一个特例，也仅限于短途。出近门可以不求人，而要出远门，却是要掏钱的。我祖籍山东，父亲生前一直有个愿望，那就是携带我们全家回一趟老家，但他在有生之年里，却未能实现这个愿望。父亲当时的月工资是70余元，养活着我们全家7口人，他没有能力携带全家远行。我想，这是他所艰苦奋斗的那个时代，留给他的终身遗憾！
衣食住行，多么简单而又多么复杂、多么沉重的四个字啊！
耕者有其田，才实现了30多年，绝大多数劳者有其衣有其食有其居的时间也并不长，而要从根本上改变行的方式，增强行的舒适度，仍需要我们去努力奋斗。中国亿万老百姓，不再为衣食住行而发愁的时候，将是完全意义上的小康目标实现的时候吧？革命尚未成功……
